首页/英爵娱乐平台/首页无论是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，还是随后加入又被开除的经历；又或者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，杜拉斯似乎从未打算停下自己的笔和嘴。对政府的种种大胆点评，让她在文学界和政界都树敌颇多，但她却毫不在意。而在面对学生占领大学，工厂和歌剧院的暴动，还有80万人的大游行时，杜拉斯在给儿子让·马斯科洛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这里发生了一些美妙的事情……我要寄报纸给你”。
在杜拉斯生命中出现过很多男人。这些男人往往成为了杜拉斯一生册籍上的艳屑。除了曾当选为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·密特朗。
在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中，密特朗用化名从事活动。杜拉斯则利用她在圣伯努瓦街的公寓，为抵抗运动成员提供开会的场所。 那时，杜拉斯的丈夫罗贝尔因参与抵抗主义行动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遭到流放。密特朗积极参与了营救罗贝尔的工作。终于在1945年找回了杜拉斯几乎无法走路的丈夫。
在杜拉斯暮年的时候，有一次她在一家餐馆遇到了密特朗，她问他，是否相信她在全世界比他更有名。密特朗淡然一笑，说，他从未怀疑过，杜拉斯的名声会使他黯然失色。
就在杜拉斯去世前两个月，密特朗这位连任了14年的法国总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无论是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，还是随后加入又被开除的经历；又或者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，杜拉斯似乎从未打算停下自己的笔和嘴。对政府的种种大胆点评，让她在文学界和政界都树敌颇多，但她却毫不在意。而在面对学生占领大学，工厂和歌剧院的暴动，还有80万人的大游行时，杜拉斯在给儿子让·马斯科洛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这里发生了一些美妙的事情……我要寄报纸给你”。
1960年，杜拉斯参与签署了抗议法国发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“121宣言”。据说，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，有许多流行的口号，都是杜拉斯发明的。除了“我们是永恒的，我们谱写的是未来的序曲”这样确实出自她口的口号，“该禁止的是禁止本身”这样的句子，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在我酗酒以前,我就有了一副酗酒的面孔”这样杜拉斯独创的充满宿命感的句式。
就在《情人》改编成电影将要开拍时，她听到他的死讯——事实上，这件事发生在多年前。她放下手边的编剧工作，提笔重写《情人》，那就是一年后完成的《中国北方来的情人》。
情人真的存在过，他叫黄水黎（有一说法是“梨”），越南名是Huynh Thuy Le，长相普通。杜拉斯在书中一再提到，他来自抚顺，但有传记家确认，应该是福建——对一个法国姑娘来说，抚顺和福建，没多少区别。
传记家找到了他的故居，就像书里说的，蓝色琉璃瓷砖栏杆正对着河水的房子。英文导游叫它：Lovers House，情人之家。
不过，这个中国男人和杜拉斯小说中的人物是两回事。她的朋友，哲学家埃德加·莫兰提醒我们：玛格丽特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。
这个中国男人并非在她的心里占据了什么分量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在她的想象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中国男人是她在越南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部分，与那里的记忆和创伤相连——不是爱情的创伤，而是贫穷、屈辱、不正常家庭的创伤。
很多人更爱她晚年备受摧残的容颜——这容颜，是酒精的催眠。与第三个情人雅尔洛的邂逅，是造成她酗酒的决定因素。以前是威士忌、苹果烧酒或韦莱利口酒，后来是葡萄酒。起先，是一小杯白葡萄酒或玫瑰红葡萄酒，后来是两杯香槟，很快，便成了成箱的红葡萄酒，劣质、廉价，是她从街角超市买回来的。
她每天都要喝下5升红酒，扶着桌椅才能在房间里挪动。50岁，医生诊断出她患有初期肝硬化。
写《萨凡纳湾》的时候，她因酒精中毒数度入院，开始妄语和幻听，她浮肿，昏厥，拉黑色的血便，她被下了病危通知书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还要继续写，彻夜的脑力活动，真是对自己施暴，近乎于自杀。
但你知道，写作这回事，不是仅仅依靠酒精的幻觉就可以成就的。唯一可以相类比的地方，写作也是一种沉迷，让人无法自拔。她喜欢在酒精中写作，她喝酒从来都不是为了买醉，而是“感觉从人世间抽身而退，而不会酩酊大醉。”
杜拉斯认为，电影封闭和限制了想象，想象的折翅，导致愚笨和乏味。同时她也为剧本和文字鸣不平，她觉得是电影限制了剧本，葬送了由剧本和文字而生的想象。于是，1977年，《卡车》诞生了。这部电影，或者说一次实验，比杜拉斯在以往任何一部影片中所做的一切更接近自己的气质。
她找来了“情圣”热拉尔·德帕迪约，和自己坐在一间昏黄封闭的房间里。戴着知识分子式黑胶框眼镜的杜拉斯，开始演她的戏：一个女人搭上一辆卡车，她与司机滔滔不绝地聊了1小时20分钟。
漫长的谈话中，不时地切入外景公路上有卡车开过的镜头——她获得一个新绰号：高速公路圣母。随着窗外的天空越发晦暗下来，杜拉斯和德帕迪约甚至不经意地错过了剧本上的那些谈话，似有若无地呓语狂言。而其中，弥漫着各种杜拉斯式的句型：“她说她的一生都错了，该哭的时候她笑，该笑的时候她哭。”这句台词，成为影迷的最爱。
杜拉斯的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，马斯科洛、雅尔洛，以及扬，但丈夫只有一个，罗贝尔·昂泰尔姆。
德法宣战的第二天，她主动给新编入伍的二等兵昂泰尔姆发了一封电报：“想嫁给你。回巴黎停。玛格丽特。”1939年，他们登记结婚。
1945年8月6日，广岛被炸平了。杜拉斯向丈夫坦白说想离婚，想和马斯科洛生个孩子。丈夫写了一首诗表示谅解——
他是我的朋友/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/他几乎都没有脸红/两只手有些不知所措。
昂泰尔姆是个宽容之人。离婚后，他们还一直往来，他与杜拉斯之间的友谊是杜拉斯一手断送的。她把昂泰尔姆从集中营回来后的情况，写成了名为“没有死在集中营”的文章，公开发表在《女巫》杂志上，昂泰尔姆无法原谅她的冒昧，认为是对他们私生活的一种僭越，“她竟敢，”他感叹。
马斯科洛来拜访她，为了要一张纸。他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人。那天，她说：阳光洒进了我的办公室。
他比她小2岁，出身寒微，15岁就开始工作，因为他当小提琴手的父亲把家败光了。他们谈论文学，一起看电影，她自作主张挑选他当审稿人，他成了她十五年的伴侣、儿子的父亲、文学顾问、保护她的兄长和舌战时旗鼓相当的对手。
不过，他们的感情顺利升华的基础是：丈夫和情人很投契。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，甚至要超过杜拉斯和他们俩之间的爱情。
这三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：夫妻住在一起，丈夫有情人，而杜拉斯的情人，也没有为了她而撇下另一个情妇，大家一起住在公寓，各有各的房间。
丈夫的情人安娜-玛丽·昂拉拍的一张照片，见证了他们的和谐相处。照片上，杜拉斯穿着高跟鞋和铅笔裙，就像一个时尚标杆，站在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中间。
她在两个文学顾问的督促下写作，罗贝尔的鼓励多一点，马斯科洛则是尖锐的批评，不断提醒她：你又读海明威了。
在一些公开场合的谈话中，杜拉斯却曾经否认自己是女权运动的领袖：“我写作不是为了写女人，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自己，写那个穿越了多少个世纪中的我自己”。
她确乎是和完全的女权主义作家不同的。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深究这种不同究竟是因为她真的是那么想的，还是因为她对于那个名字屡被提及的女性感到不满。毕竟，杜拉斯确确实实参与过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各种活动。
波伏娃与杜拉斯都曾生活在巴黎文化界著名的“圣日耳曼-德普雷圈”之中，而且，离她家一步之远，就是波伏娃和萨特最爱去的花神咖啡馆，她们的关系，是否像传说中那样不合？
她和波伏娃没有正式会过面，或者可以这么说：她从未拜访过波伏娃。她自认为已超脱于世，独自沉浸在一种另类的写作生活中，认为波伏瓦的思想过于女权，而写作则显得太过时。
